弥敦道的四海绸缎，里头的男女，长着一双双寂寞无声的吊眼，看人时有一种阴森的力量发射出来。我一脚踏进便觉得背后发凉。
柜台上搁着几匹布，一条皮尺。那块把我生生地从华世里拽进来的布，镂空的黑底绒面上，点缀紫蓝初绿的雏花，静静地躺在一角，很迷人，美得不能忘记。心想，若把她裁成衣裳，必定是不着风尘的，有着遥远高贵的气质。
吊眼男人的报价是，布料六千五，手工四千三，不能打折。听后没什么感觉，香艳的地方，气质总是由物质衬托出来的。梅说，一个人一生得有几件象样的衣服，比如这件，你穿上一定好看。我也觉得，我有修长的腿脚，平坦的小腹，穿上也许好看。但我晓得，那只是一个外体，没落了气质。她是高贵出尘的，穿着可以坐死在高脚椅上不下来，我不配穿，我常蹲在矮板凳上晒牙吃东西，即便信用卡里有足够的钱也不配。
看着看着，便有些丧气了。从来与那些高雅只能相睨，不能相亲。什么时候出落得这般下里巴人，猥猥亵亵了呢？
梅依然兴高采烈把我往高级行头里带，我发誓下辈子要生在布堆子里，不用花钱就能穿新衣服。
忽然便想起年少的事来。那时我围着灰布裙，戴着白布帽，瞪大了眼睛注视一直在旋转的布筒，常常看着看着便走神，以致于一百米的疵点常常超过八个，成了二等品，三等品和等外品。记得补布师父的手巧得没法说，长长的漏针，大大的烂孔，这样一条线串起来，瞬间平整如初，我总是学不会。我每天埋在布堆里头，浑身上下沾满白花花的棉絮，犹自在那里一板一眼地，妄想在古老落后的机器上鼓捣出新鲜的花样，然后架起一个铁锅，洒下颜色，把手和脸弄得蓝蓝绿绿，一遍遍对着人家傻笑。又偶尔用做记号的色粉在地面上划拉“天涯烟柳影轻轻，亦风亦雨亦支离。借问杆竹东风事，你自清高我自痴”，写了擦，擦了又写，生生把这二十一个字写得飘逸欲飞。现在想起真是脸红，哪里有柳有竹呢，有时诺大的一个车间，连鬼影都没有一个。那时确是落在布堆子里，但也没新衣服穿。现在时过景迁，又巴巴地向往起来，真是岁月不及人心浅。但我晓得那些镂花的，不镂花的，棉线的，金线的，涤纶锦纶人造丝的价格。三码六千五，真的赚晕了，我也要去开布行。
红磡海逸酒店，在维多利亚港的边上，一条砖砌的路，一直通到星光大道。我们住的那个客房，落在两座楼的间隔中间，一眼望去，一线海天笼着，对岸离离的高楼。那晚，我生床，踹着被单翻来翻去，赤着脚象个鬼魅似的伏在窗脚，看对岸黑乎乎的一些光亮，猜想哪一处正在演绎香艳。天亮不敢拢起窗帘，正如夜晚不敢开灯，住她的，吃她的，再吵醒她说不过去。早晨我掖起一角布帘，悄悄顶了个头出去，看见海上似有烟色，水洇洇的，青青浅浅的，光线柔和景物愉快。我热烈地想，我不要逛街了，我要到海边去走路。
闹铃一响，我哗的一声拉开窗帘，说“你看，你看，外面天色多么好，走路一点不晒人”。梅捂了捂眼，笑，“那是玻璃骗你的，外面阳光晒到你头晕”。我不信，下面怎没见有人打伞？香港高楼逼仄，阳光躲闪，打阳伞还真的不多，只是维多利亚港还是可以打伞的。窗外的景物真的是很温柔，有种软绵绵的气息，看得久了，觉得自己快脚底浮风，成了繁华奢糜里振翅欲飞的一只纸飞机。又看见两个清洁工人戴着帽子，由吊车挂在玻璃墙外晃荡，这样不停止地摆来摆去。又觉得人生便是一个支点两条长臂，摆长越大，摆动越利害，这是物理知识，无关形状，也无关重量。于心来说，走得远了就迷路。
果然，趁着梅结帐的时候，我一溜烟跑出走堂，海上洁亮的阳光劈头劈脸扑下来，眼睛睁都睁不开。一切华美都是幻象，隔了一层玻璃，我们就掉落尘世。
我们大包小包的把自己塞进计程车里，我意犹未尽，掏出一顶在丽江五块钱买来的，淡紫的线帽放在头顶上。过境的时候，边警从万万人中招呼我，让我除帽测体温，检查甲型流感。梅在一旁呲嘴大笑，我没好气地睨了她一眼。除帽的时候，想起那件一万一的衣裳，“噫”了一声，觉得滑稽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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柜台上搁着几匹布，一条皮尺。那块把我生生地从华世里拽进来的布，镂空的黑底绒面上，点缀紫蓝初绿的雏花，静静地躺在一角，很迷人，美得不能忘记。心想，若把她裁成衣裳，必定是不着风尘的，有着遥远高贵的气质。
吊眼男人的报价是，布料六千五，手工四千三，不能打折。听后没什么感觉，香艳的地方，气质总是由物质衬托出来的。梅说，一个人一生得有几件象样的衣服，比如这件，你穿上一定好看。我也觉得，我有修长的腿脚，平坦的小腹，穿上也许好看。但我晓得，那只是一个外体，没落了气质。她是高贵出尘的，穿着可以坐死在高脚椅上不下来，我不配穿，我常蹲在矮板凳上晒牙吃东西，即便信用卡里有足够的钱也不配。
看着看着，便有些丧气了。从来与那些高雅只能相睨，不能相亲。什么时候出落得这般下里巴人，猥猥亵亵了呢？
梅依然兴高采烈把我往高级行头里带，我发誓下辈子要生在布堆子里，不用花钱就能穿新衣服。
忽然便想起年少的事来。那时我围着灰布裙，戴着白布帽，瞪大了眼睛注视一直在旋转的布筒，常常看着看着便走神，以致于一百米的疵点常常超过八个，成了二等品，三等品和等外品。记得补布师父的手巧得没法说，长长的漏针，大大的烂孔，这样一条线串起来，瞬间平整如初，我总是学不会。我每天埋在布堆里头，浑身上下沾满白花花的棉絮，犹自在那里一板一眼地，妄想在古老落后的机器上鼓捣出新鲜的花样，然后架起一个铁锅，洒下颜色，把手和脸弄得蓝蓝绿绿，一遍遍对着人家傻笑。又偶尔用做记号的色粉在地面上划拉“天涯烟柳影轻轻，亦风亦雨亦支离。借问杆竹东风事，你自清高我自痴”，写了擦，擦了又写，生生把这二十一个字写得飘逸欲飞。现在想起真是脸红，哪里有柳有竹呢，有时诺大的一个车间，连鬼影都没有一个。那时确是落在布堆子里，但也没新衣服穿。现在时过景迁，又巴巴地向往起来，真是岁月不及人心浅。但我晓得那些镂花的，不镂花的，棉线的，金线的，涤纶锦纶人造丝的价格。三码六千五，真的赚晕了，我也要去开布行。
红磡海逸酒店，在维多利亚港的边上，一条砖砌的路，一直通到星光大道。我们住的那个客房，落在两座楼的间隔中间，一眼望去，一线海天笼着，对岸离离的高楼。那晚，我生床，踹着被单翻来翻去，赤着脚象个鬼魅似的伏在窗脚，看对岸黑乎乎的一些光亮，猜想哪一处正在演绎香艳。天亮不敢拢起窗帘，正如夜晚不敢开灯，住她的，吃她的，再吵醒她说不过去。早晨我掖起一角布帘，悄悄顶了个头出去，看见海上似有烟色，水洇洇的，青青浅浅的，光线柔和景物愉快。我热烈地想，我不要逛街了，我要到海边去走路。
闹铃一响，我哗的一声拉开窗帘，说“你看，你看，外面天色多么好，走路一点不晒人”。梅捂了捂眼，笑，“那是玻璃骗你的，外面阳光晒到你头晕”。我不信，下面怎没见有人打伞？香港高楼逼仄，阳光躲闪，打阳伞还真的不多，只是维多利亚港还是可以打伞的。窗外的景物真的是很温柔，有种软绵绵的气息，看得久了，觉得自己快脚底浮风，成了繁华奢糜里振翅欲飞的一只纸飞机。又看见两个清洁工人戴着帽子，由吊车挂在玻璃墙外晃荡，这样不停止地摆来摆去。又觉得人生便是一个支点两条长臂，摆长越大，摆动越利害，这是物理知识，无关形状，也无关重量。于心来说，走得远了就迷路。
果然，趁着梅结帐的时候，我一溜烟跑出走堂，海上洁亮的阳光劈头劈脸扑下来，眼睛睁都睁不开。一切华美都是幻象，隔了一层玻璃，我们就掉落尘世。
我们大包小包的把自己塞进计程车里，我意犹未尽，掏出一顶在丽江五块钱买来的，淡紫的线帽放在头顶上。过境的时候，边警从万万人中招呼我，让我除帽测体温，检查甲型流感。梅在一旁呲嘴大笑，我没好气地睨了她一眼。除帽的时候，想起那件一万一的衣裳，“噫”了一声，觉得滑稽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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